重构中国金融图景 - 金融行业 - ITPUB论坛－专业的IT技术社区

2012年，第一个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会议——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即将召开。原本定于2008年召开却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推迟的本次会议，就此次危机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调查研究、分析研判、重估局势、谋划对策两年多后召开，预示着中国金融战略将进入新的完善进程。 此次持续至今的金融危机，使得欧美金融发达国家陷入难以自拔的困难境地。尽管中国由于自身经济相对健康以及金融开放比较审慎，再次与危机擦肩而过，但也承受了不小的间接损害。随着未来中国经济和中国金融将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经济的关联日益密切。因此，对未来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而言，如何防范来自外部或内生危机的到来，已经成为未来金融战略的核心目标和金融工作的重点任务。
正如专家所言，当前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从历史长河来看，并没有太多的特别之处，依然可能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为未来世界经济进入新的复苏和繁荣周期扫清障碍。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机遇就在眼前。未来十年，只要我们能如期实现经济增长的战略目标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通过大力发展实体经济顺利走上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那么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就不再是憧憬和梦想。
而我们现在将要构建的新型金融体系，将面临两大战略任务：其一，防止在中国战略机遇期发生来自外部或内生的金融危机，中断和平崛起大业；其二，要为中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最终实现作出实质性贡献。
在此伟大进程中，人们期待中国金融业的建设者们切记：“百业兴，则金融兴；百业稳，则金融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近10%的高增长，没有遭遇内生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顺利渡过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那么，未来30年，也即中国和平崛起的完成期，能否继续实现无金融危机的增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教授抛出的这个命题，令采访中的《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深受触动。
没等采访者反应过来，这位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就给出了令人震动的答案，“理论上，只要实行市场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就难以避免。而且，一旦中国出现内生的金融危机，一定会中断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的进程，没有人能救得了我们。”
陈雨露因此郑重地告诉本刊记者，“如何想尽一切办法，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和金融危机在崛起期的发生，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核心的战略命题。中国的金融体系，通常要把这一点作为非常核心，甚至是第一目标。”
回望过去，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揭幕的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三年有余，正在“发酵”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全面主权债务危机，其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大有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可能；翘首未来，中国发展关键机遇期的“十二五”规划，正在进入“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
站在2012年年首，如何回答陈雨露提出的这个命题，变得前所未有地紧迫。
20年前，**同志视察上海浦东新区，作出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论断。同一年，和陈雨露一起攻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的国际金融论坛副秘书长王元龙，对这句话也研究领悟了整整20年。他向本刊记者介绍说，正是在小平同志这个论断指导下，中国金融业长足发展，体系不断完善，市场规模明显扩大，产值总量大幅增加，“金融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推动力。”
在外界眼中，20年来，中国一直是西方现代金融体系的“好学生”，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路径大部分都是“拿来主义”，所描绘的未来中国金融图景参照镜像也主要是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
“如果不能时刻保持独立思考的自觉，‘善于学习’的优点也有可能变成‘亦步亦趋’的盲目追随。”王元龙认为，由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投机盛行，2008年西方金融发达国家最终爆发金融危机，在此前后，国内房价暴涨、股市暴涨暴跌、部分企业竞相投资房地产、游资炒作农副产品、民间借贷风波不断，等等，“也无不暴露出，在中国相关领域也同样出现了某些金融非理性发展倾向，带来了潜在的风险和危害。”
显然，如果在构建什么样的中国金融体系上，不能对西方金融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按照中国国情特点和发展战略需要重构未来中国金融体制，陈雨露带给我们的拷问，毫无疑问会变成近在眼前令人不寒而栗的现实。
“更为全面、准确地认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处理好中国经济发展中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加快探索实践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金融体制抑或模式，已经成为重大历史使命。”在王元龙看来，未来中国金融体制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应该是，拥有实现有效自我纠错的机制，而不是自我毁灭的宿命。
回归实体
在国家行政学院进修部2011年举办的“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专题研究班”上，一位中国证监会官员向本刊记者列举了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值得深思的三个现象：
其一，金融越发达的国家，危机越是深重。“按道理，金融比较发达的国家，金融管理水平较高，风险管理工具也丰富，足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但他看到的现实是，此次金融危机比较严重的西方金融发达国家，至今还看不到走出危机的曙光。
其二，金融技术含量越高、离实体经济越远的金融产品，问题越多、毒性越大。他介绍说，此次危机涉及的金融产品主要是次级贷款衍生出来的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及其他技术含量非常高，普通人根本看不懂的金融衍生产品，“这些衍生品问题虽已爆发两三年，但至今仍深不可测。”
其三，企业涉足高精金融避险工具越多，其风险越大、困难越深重。现代金融市场出现了许多避险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企业采取这些工具是为了规避经营风险。但从危机中看到，涉足此类工具越多的企业风险越大。除了众所周知的雷曼兄弟公司，美国通用汽车也因涉足较深而在危机中陷入破产重整境地。
他的结论是，“归根结底，都是金融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求。”
事实上，王元龙在国内调研了解，尽管国内目前出现的某些金融风险问题与发达国家具体机理不同，但脱离实体经济追求投机性高收益的动机却是一致的。他向本刊记者介绍了四方面的具体表现：
产业资本大举向金融业渗透。近年来，在中国金融业相对丰厚的利润水平和相对较快的获利速度的吸引下，各类产业资本纷纷寻求切入点以参与金融业。目前，部分产业资本参与金融业的程度已经远远超出服务主业的正常需要，呈现出逐利甚至是投机的特点。特别是部分大型企业通过旗下子公司或参股公司开展金融业，事实上已经间接地获取了金融业“全牌照”的经营资格。事关国计民生的产业资本非理性地介入金融业，势必将会诱导产业资本逐利，阻碍中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地方政府金融规划的盲目性。为大力吸引金融资本、充分发挥金融辐射作用和提升城市形象，目前中国已累计有30多个城市提出建立各级各类金融中心的规划。尽管在中国幅员辽阔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建立多种层级和覆盖不同区域的金融中心有其合理性，但在中国当前经济和金融发展现阶段，几十个城市提出金融中心的建设规划显然是盲目的和缺乏科学性的，可能导致地方金融体系失衡，金融效率降低和金融风险增加，并带来地方之间的恶性竞争，最终导致金融中心功能的扭曲。
投机炒作风气浓厚。近年来，在中国流动性相对过剩的经济环境下，不同领域先后出现非正常的投机和炒作风潮，房地产、大宗农产品、中药材、高档艺术品等先后成为被炒作的对象，而且有向更多领域蔓延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居民参与短期性金融投机，试图依赖金融投机而一夜暴富，而对实业投资和资本积累不屑一顾。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实体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而且也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背道而驰。
非正规民间金融发展亟待规范。近一段时期，中国长期积累的非正规民间金融的风险开始集中显现：银行信贷资金介入高利贷、上市公司参与高利贷、公务人员投身高利贷等事件不断发生；民间金融相对发达的地区，频频出现高利贷参与者因资金链断裂出逃甚至自杀的案件。民间金融的适度发展可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然而实际上诸如温州、鄂尔多斯等部分地区民间金融的发展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这与上述地区对金融与经济发展整体关系把握不当，缺乏对民间金融的适当引导和规范，放任民间金融的自我发展密切相关。
“发生上述现象，与部分政策决策者、市场参与者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理论的认识偏差不无关联。”按照他的分析，“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判断中的“核心”，主要体现为在生产要素功能上的核心地位，而绝不是单纯的金融产业的大幅扩张并由此带来的金融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不断攀升，进而导致金融业在不同产业对比中的不可替代性。
“金融业的发展需以实体经济发展为基础，金融始终也应辅助或服务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的发展基础稳固，金融产业发展方可持久稳健。缺乏实业支撑的金融产业非理性扩张，金融产业可能会一时兴旺发达，但从长期来看则会贻害无穷。”王元龙认为，未来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一定要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推进，“否则，只会重蹈欧美发达国家覆辙